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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玥阳:在南京国民政府与左翼电影之间——以孙瑜电影为例

发布时间:2015/7/13
来源:黄大仙论坛精选六肖,黄大仙精选资料三天肖三码
来源网站:www.thewokevillager.com

中国电影史带有无法整合的复杂性,阻挡人们直面和处理这种复杂性的是统御历史研究的本质主义世界观。在讨论电影文本时,人们往往诉诸左翼电影、国民党党营电影、软性电影等本质化的分类,但这种方式似乎难以呈现电影的复杂性,而先在的抽象的“左翼电影”观念,更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重构和简化了充斥着偶然性和耦合的中国电影界。在此,不妨借用英国政治理论家恩斯特·拉克劳的观点。在他看来,本质的、外在于历史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不能以抽象而本质化的“客观性”来解释历史现象,历史是耦合的,充满偶然性的,所谓的“客观性”并非先在的本质,而是偶然的“在场的构造”。在这个意义上,对领导权的分析必将纳入“耦合”的观念,即“社会领域可以被视为一场军事战斗,其中不同的政治目标,都力图在其周围耦合(articulation)更多的社会能指。社会的开放特质源于维护某种总体稳固 性的不可能性。” 应当说,这种观点对中国电影研究是颇具启发性的,它可以促使我们最大限度地检省电影研究中的本质主义。本文对于孙瑜电影的研究,正试图在反本质主义的语境中,通过对于孙瑜及其作品的分析,探讨被抽象的左翼话语遮蔽的其他可能的面向。

“左翼”·“现代”·“新兴”:上世纪三十年代电影的复杂性

或许可以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界视为一个面向广泛的光谱,在这个光谱中,行之有效且具备充分整合力的话语尚未形成,电影人不得不在电影实践和各路影评家的舆论导向下一次次“试错”。此时,“左翼电影”更像是个超负荷能指,它被彼时电影人命名为“反帝反封建”的,而究竟诉诸怎样的理论和思想武器却包罗万象,众说纷纭。蔡楚生被电影史描述为左翼电影人,但即使避而不谈其早期《南国之春》式的浪漫爱情故事,仅就其“向左转”之后的作品而言,其以家庭为单位的书写方式,以善恶伦理为支柱的价值判断,也携带了“阶级”、“革命”之外的复杂性。孙瑜亦是如此。这个活跃的电影人时而被作为“左翼的”和“前沿的”,时而又成为“另类”和“诗人”,在我们通常所认定的“左翼”视角中,这个在中国语境中大胆使用好莱坞情节剧的导演似乎既“左翼”又“不太左翼”。在“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上,孙瑜无疑是左翼的,但在其非革命的意义上,又不那么左翼。事实上,这种左还是右的判断与其说呈现出电影人的主体位置,不如说只是显露出抽象的左翼话语在整合过程中的“失效”和“剩余”。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后来的研究者忽视了彼时左翼电影运动的语境,而仅仅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思考左翼这一概念,试图将复杂的历史过程“意识形态化”到左翼的范畴之中。应当说,一九三零年代的电影界是充满复杂性的。首先,左翼电影运动事实上拥有相当多的命名,除去“左翼电影运动”之外,还有王尘无所说的“新兴电影”,以及鲁迅所说的“现代电影”,这些都从不同侧面提供了进入左翼电影运动的路径。这些命名虽然有所重叠,却可能代表截然不同的侧面,而这些命名之间的关系甚至在当下的研究中仍然语焉不详。与此同时,左翼电影运动常常被作为国民党党营电影的对立面,但一如倪伟在其《“民族”想象与国家统治——1928~1949年南京政府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中所说,国民党也在进行着现代化的努力,“新生活运动”作为重要举措同样具有了反封建的特征。虽然提倡儒家思想,但是这种思想是经过改造的,是在淘汰了老旧陈腐的思想层面后所产生的“新儒家”。并且,这种思想正是国民党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思想支柱。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与左翼电影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号召并非没有共通之处。蒋介石曾经在《力行新生活运动》中提到:“…强国一定要先爱护我们个人的身体,首先做一个强健的现代国民。” 就这一点而言,甚至还和彼时被称为“前沿” 的“左翼导演”孙瑜的表述颇有几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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